在本文开始的时候，提了“德保守主义”这样一说法。我以为“德保守主义”和不问价值取向是否合理、只求积极取的倾向，在现象上是一回事，虽然它们在逻辑上没有什么联系。这主要是因为假如你不考虑价值取向这样一个主要问题（换言之，你以为旧有的价值取向都是对的，无须为之动脑），就会节省大量的力，起呼吁、提倡这类事情时，当然力充沛，无人能比。

在这状态下，你会到一切价值取向上的是与非都一目了然，你会看到那些没有被“充满”的人都是那么堕落，因而充满了德上的迫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会向这诱惑屈服，但现在还不肯。

喜萧伯纳的朋友一定记得，在《拉少校》一剧里，安德谢夫先生见到了平时很少见到的儿斯泰芬。老先生要考较一下儿，就问他能什么。他答：什么都不行，我的特长在于明辨是非。假如我理解得对，斯泰芬先生是说他在理德方面有与生俱来的能力。安德谢夫把斯泰芬狠狠损了一顿，说：你说的那件事，其实是世界上最难的事。

当然，这位老爷不是在玩沉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你要明辨是非，就要把与此有关的一切事都搞清。这是最的智慧，绝不是最低的一。这件事绝不轻松，是与非并不是不言自明的。

样的人存在，思考何社会理可取的人的责任就更重大了。

我本人关心社会理问题，是从研究同恋始。我社会学研究，但是这样一个研究题目当然和社会理问题有关系。现在有人说，同恋是一社会丑恶现象，我反对这说法，但不想在此详加讨论——我的看法是，同恋是指一些人和他们的生活，说人家是社会现象很不郑重。我要是说女人是社会现象，大家以为如何？——我只想转述一位万事通先生在澡堂里对这个问题发表的宏论，他说：“同恋那是外国的级玩艺儿，我们这里有些人就会赶时髦…这艾滋病也不是谁想得就得的！”在他说这些话时，我的一位调查对象就在一边坐着。后者告诉我说，他的同恋倾向是与生俱来的。他既不是想赶时髦，也不是想得艾滋病。他还认为，生为一个同恋者，是世间最沉重的事。我想，假如这位万事通先生知这一切，也不会对同恋轻浮、赶时髦这样的价值评判，除非他对自己说的话是对是错也不关心。我举这个例是想说明：理德的论域也和其他论域一样，你也需要先明白有关事实才能下结论，而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，只要你是个好人，或者说，站对了立场，一切都可以不言自明。不你学理也好，学数学也罢，都得想破了脑袋，才能得到一成绩；假设有一个领域，你在其中想都不用想就能得到大批的成绩，那倒是很开心的事。不过，假如我有了这样的觉，一定要先去看看心理医生。

举例来说，有关传统德里让寡妇守节，我们知，有人说过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；又有人说过饿死事极小，失节事极大。这些先生没有仔细考虑过让寡妇守节是否合理，此理是否有必要变革，所以才能如此轻松地得要丧偶女士饿死这样一个可怕的结论。

在理德的论域里，有两不同的态度：一认为，只有详细地考虑有关证据，经过痛苦的思索过程，才能搞清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——我就是这样考虑理问题的；另一认为，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本无须考虑，只剩下了如何行动的问题——我嫉妒这立论的方式，这实在太省心。假设有位女风华绝代，那么她可以认为，每个男人都会上她，而且这么想是有理由的。但我很难想象，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相信自己一拍脑袋想来的东西就是对的；现在能想的唯一例就是圣灵充满的耶稣基督。我这辈也不会自大到这程度。还有一东西可以拯救我们，那就是相信有一东西绝对是对的，比如一个传统，一本小红书，你和它为一时，也就达到了圣灵充满的境界。